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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西子湖畔 制宪奠基
秋末初冬的江南，落起微微细雨。
西子湖畔，沿着北山路一路前行，连排的梧桐峻峭挺直，一侧湖光山色，一侧树影斑斓。向远处望去，西湖水波平似镜，白堤影影绰绰，断桥弯弯。
找到北山路84号，眼前是一个院落。沿小路拾级而上，树影映衬下，一栋依山而建的青灰色二层小楼出现在眼前。朴素低调，似乎一切都很寻常。
但，这栋小楼怎么会寻常！
正是这里，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
1953年12月，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乘专列离京赴杭。在西湖边，他们用了77个日夜，完成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因在1954年颁布，故称之为“五四宪法”。
2016年12月，就在宪法起草小组当年工作的楼内，开设了全国第一家以宪法为主题的陈列馆——“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行走在这座民国时期的旧宅中，棕红色的地板，不时发出“吱吱”的响声，仿佛历史的足音回荡至今。其内部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格局，泛黄的图文档案、珍贵的文物展品前，人们静静驻足、细看、思考，那些有关新中国首部宪法的岁月记忆被唤醒，鲜活如初。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序厅的墙壁上，刻着毛泽东在赴杭途中所说的话。
1898年的戊戌变法，拉开了近代中国立宪运动的序幕。辛亥革命爆发后，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直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各种版本的宪法文件先后推出，各种政治势力轮番上场，但究其实质，都不过是想用宪法的形式装点门面，维护旧势力的反动统治，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总章程进行探索和实践。
主题陈列的第一单元“制定五四宪法的历史背景”中，展出了1931年至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延安等地制定的宪法大纲、施政纲领等宪法类文件。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在五四宪法诞生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人民在几年时间里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53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2人，一幅关于新中国宪法的历史画卷自此徐徐展开。
“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抵达杭州后，毛泽东和部分随行人员住在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宪法起草小组的整个工作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参加下进行的。他为起草宪法确定的思路是：“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宪法文风的要求是：“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让老百姓都能理解宪法。”
那段时间里，每天午后三时，毛泽东便从刘庄出发，乘车绕道杨公堤，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楼办公。这里有一幢平房和一幢二层楼房，毛泽东让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楼房里办公，他自己则在平房里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从序厅向左，顺着一层走廊到东侧最顶端，就来到了毛泽东当时的休息室。“房间里的床、三门衣柜、斗柜都是主席当年使用过的原物。当时的负责同志原本打算将这间休息室加以改造，但主席要求不做任何改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暖气片，是主席来后这间屋里唯一新增的物件——因为是深冬时节，主席又总在夜里工作。”讲解员介绍，工作累了，毛泽东就在这间屋子里临时休息一会儿，展厅中还有他当年使用的毛毯、被子、睡衣等物品。
起草小组的工作，是紧张的。他们每起草一次稿子，都要反复地进行推敲，讨论到深夜。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毛泽东都会亲自参加讨论，许多条款还是他亲自起草的。毛泽东后来说，“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在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于西子湖畔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同时，刘少奇和其他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也在为宪法的诞生紧锣密鼓地工作着。往往是杭州起草一个稿子出来，就派交通员送到北京。北京方面立即安排讨论，把讨论后的修改意见反馈到杭州，杭州再根据北京来的意见加以修改，修改后的稿子再送北京。京杭两地互动，共同完成了为五四宪法奠定基础的宪法草案初稿。这部初稿也因此有了一个浪漫的名称——“西湖稿”。
展厅中，可见1954年杭州与北京两地往来的电报和信件手稿的复印件。仔细阅读其中的一字一句，细节之处尤为动人：
1954年2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交二读稿，要求印发各同志阅看；而仅仅两天后的2月26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等，提交三读稿。两封信的落款处，毛泽东写下的时间，都是“上午二时”。
一件件展品仿佛在无声地讲述，当年起草小组的成员们，是如何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之中，而把睡眠和休息的时间压缩到最少、最少。
“搞宪法是搞科学”
在毛泽东当时的办公室中，复原了他当年起草宪法时的办公场景。“西湖稿”从构想到成稿的77个日夜，历历在目；背后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神，处处显现。
办公室中没有多余的家具，办公桌、会议桌、方桌、书柜、陈列柜，摆放整齐，极为简朴。桌上、柜子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译本，成为“搞宪法是搞科学”最直接的见证。
“搞宪法是搞科学”，是毛泽东在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有人认为，毛泽东不同意在宪法中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等条文，表现了他的伟大谦虚。对此，毛泽东说：“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这句话其实也包含着另一方面内容，即毛泽东领导起草宪法草案，完全是按照科学态度认真进行的。
在西湖边的日子里，毛泽东和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阅读钻研各国宪法，认真开展学习讨论。考虑到起草宪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因此毛泽东到杭州后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开列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等阅读。
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研究旧中国宪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宪法来。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搞的宪法，要从中国现在的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
起草宪法草案时的科学态度，不仅体现在广泛学习研究、反复钻研修改上，更体现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民主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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